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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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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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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罗纳德.哈里.科斯 出版日期:2013/1/1
出版社:中信 页数:
ISBN:9787508635101 装帧:
开本:32开 字数:
编辑推荐

         从来没有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如此系统地阐述中国几十年惊心动魄的变革。
        《变革中国》堪称是关于中国经济的一部史诗级著作,全面、客观、深刻地描述了中国经济波澜壮阔的历程。
       《变革中国》基于作者长期以来对中国经济的跟踪观察和研究,从毛泽东时代谈起,完整地梳理了中国如何从一个市场和企业精神被禁锢的国度,成功转型为一个市场开放的全球经济重镇,以及这个过程中经历的曲折和波澜,同时针对存在的问题,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提出了诊断和预测。
         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和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的创始人,科斯教授是20世纪以来最重要的经济学大师之一,是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直接影响的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国内众多的顶尖学者也深受其影响,诸如张五常、吴敬琏、周其仁、张维迎、盛洪、向松祚等,从而影响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
       2008年,科斯遍邀全球著名经济学家如蒙代尔、诺斯、福格尔,以及中国的经济学家、企业家和政府官员等,组织了“中国经济制度变革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张五常著名的《中国的经济制度》,即根据这次研讨会的主题论文整理而成。
        可以说,《变革中国》是经济版的《论中国》,文字通俗,可读性极佳。相比于国内作者,科斯教授的立场更独立,叙述更客观、更有说服力。相比于国外的其他经济学家,科斯教授长期以来跟踪研究中国经济,他的叙述更全面更深刻。

内容简介

       《变革中国》是新制度经济学鼻祖、产权理论的创始人、102岁的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科斯讲述的一个有着中国特色的独特故事。
在过去30年里,中国从一个市场和企业精神被禁锢而贫困潦倒的国度,成功地转型为一个市场开放、私企盛行的全球经济重镇。改革伊始,中国领导人痛定思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坚守社会主义立场的同时,官方和民间改革并举,共同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书向世人揭示这一切的来龙去脉。它展现给读者中国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曲折险途和波澜历程。
        作者以实地调研为基础,参考国内外众多文献,根据多年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跟踪观察和对市场经济的长期理论思考,直笔而书,成就中国改革一家之言。

作者介绍

        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 Coase)
       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产权理论的创始人,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现为芝加哥大学法学院荣休教授, 浙江大学科斯经济研究中心创始人。
        科斯的杰出贡献是发现并阐明了交易成本和产权在经济组织和制度结构中的重要性及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他推崇经验研究,批判经济学因脱离现实而踟蹰不前。科斯经济学直接影响了中国几代经济学家,包括张五常、周其仁、盛洪等众多知名经济学家。
        科斯酷爱历史,孩提时代因为读到《马可?波罗游记》而醉心中国。科斯长期关注中国改革,分别在2008年和2010年两次慷慨出资,主办学术会议,为中国经济把脉。
         王  宁
        湖北江陵人,早年就读北京大学,后赴美求学,获芝加哥大学博士,自1998年起担任科斯助手,现执教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兼任浙江大学科斯经济研究中心国际主任。

精彩片段


在2008年7月召开的中国经济转型芝加哥研讨会上,张五常教授发言称,中国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堪称“历史上最为伟大的经济改革计划”。张五常的论断无疑是正确的。同样令人称奇的是,引领中国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一系列事件并非有目的的人为计划,其结果完全出人意料。或许更让人感到奇妙的是,这一切都发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中国的这一经济转型是哈耶克“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理论的一个极佳案例。
1982年,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出版了张五常教授的一本小册子,其中,他对“中国是否会走向市场经济”这一问题做出了肯定的回答。然而,几乎每一个人都对他的这一回答表示彻底的怀疑。即便张五常本人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也十分审慎,他认为“这个转型是个缓慢的过程”。这个想法合乎情理。经过极“左”教条多年的影响,中国人民对市场经济理应深恶痛绝。此外,正如张五常指出的,市场经济转型很可能会遭到官员的强烈反对,因为他们害怕自身的利益会受到威胁。4年之后,即1986年,张五常的小册子再版,在该版中他对之前的观点作了调整,他承认“低估了转型的速度”,同时推断“以后中国经济改革的步伐会明显低于前5年的速度”。然而,实际上转型的速度越发加快。极“左”教条对普通中国民众的影响并不那么明显,官员的反对也没有张五常所想的那么强烈。中国的确是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完成了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在本书中,我们将详细追述带来这一结果的一系列事件和其中的来龙去脉。
面对如此复杂的课题,我们的无知使我们无法穷尽这一惊心动魄的人间戏剧的全貌。关于中国的市场转型,还有很多故事不为人知。此外,中国改革的许多程式化描述实际上并不真实。随着新事实的出现,我们必然要在细节上对本书作修正。但书中呈现的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大致脉络是清晰的,改变的可能性并不大。
在本书中,关于中国发生的一切及对此的解读是由王宁最先提供的。在对事件重要性及相关性的讨论、纠正错误及矫正论点的过程中,两位作者通力合作。本书是我们合作的成果。
我们所有的论据都是基于从各种采访及大量中外文献所获取的信息,在本书的脚注及参考文献中可找到对应的资料。我们对这些信息的解读可能与现有文献的记载和观点有所区别,在对许多重要事件的解析上我们自信做到了实事求是,坚持自己的观点。有关中国改革的中英文文献数量庞大并且还在持续增加,为了保证叙述直白,我们在行文中甚少直接牵涉有关文献。接下来为各位展现的,便是我们对现代市场经济中国之路的一己之见。

第四章
笼中之鸟:社会主义下的市场经济改革(节选)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经济改革其实是一个二元经济的故事:发展停滞的国营经济和飞速增长的私营经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边缘革命中,活力四射的私营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的外围诞生了。对于充满雄心的创业者来说,寻找未曾开发的经济机会简直易如反掌。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几十年来对重工业的过度倾斜,中国最基本的消费品和服务都十分匮乏。但这种局面很快就会被改变。80年代初,创业者们开始填补这些长期未被满足的需求,而事实证明,这种商业活动利润非常丰厚。例如,自营的理发店每天获得的收入比医院里的外科医生还高,路边卖茶叶蛋的比造原子弹的挣钱还多。小卖部和小餐馆的店主和一些小商贩,在此之前很多都是所谓的“待业青年”,却在80年代成为收入最高的人群之一。毫不意外,家庭作坊和个体户的数量从1978年的14万增长到1979年的31万,到1980年的80.6万,到1981年,已经增长到了惊人的260万。
农业生产,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最薄弱的环节,现在有了显著的增长。1979年到1984年间,农业产出年均增加了6.7%。到1984年,粮食产量从1978年的3.05亿吨增加到了4.07亿吨。此外,随着1980年政府对包产到户限制的放开,中国农民逐步摆脱了集体农业的枷锁,并且自土地革命以来,第一次享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1980年6月18日,四川省一人民公社第一个宣布解散。到1982年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在全国80%的农村地区普及,包括毛泽东时代人民公社的楷模——大寨。一年之后,这个比例达到了95%,中国农业成功地完成了去集体化。
与此同时,乡镇企业成为整个8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部分。农村劳动力在乡镇企业的受雇人数比例从1978年的9%上升到了1984年的14%。到8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的产值不但占据了全国农村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甚至达到了全国工业总产出的1/4。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政府自1978年来的工作重心——重新振兴国营企业的改革计划——却没有顺利实现。改革的初衷是给国营企业更多经营自主权,同时允许企业留有一部分收益自由支配,从而提高管理层和工人的积极性。但是企业本身必须同主管部门协商他们所得的权利,以及自己可以留下的利润。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政治和其他非经济因素往往会压倒经济规律。这导致很多高收益的企业将大部分收益交给了国家,而亏损的企业却持续接受政府的补贴。久而久之,效益好的企业并不能继续增长,而效益差的企业也不会破产。此外,国营企业仍然受到各种来自国家的干预,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原则,同时也被众多的“婆婆”盯着。更为严重的是,这些改革继承了毛泽东所提倡的分权化的管理结构,导致地方政府制造了各种贸易壁垒以保护本地企业,以此换得自己控制企业运作的权力。从全国来看,地方保护主义几乎将中国推向了各自为战的封地经济。


为建立一个涵盖整个中国经济的共同市场,中国政府付出了巨大努力。在市场经济中,定价机制协调经济中的资源流动;它首先告诉我们资源有多种用途,相互竞争,也告诉我们每种用途的回报率,随之而来的便是引导资源流向回报率或利润最高的地方。市场之所以能够扮演这样的角色,是因为所有的企业都在共同的市场法则下运行,并且产品市场上的竞争保证生产要素得到高效利用。然而,当一个企业的生死存亡并不取决于其在产品市场上的表现,当消费者无法决定企业的命运时,这个体系就会崩溃。在分权的中国经济中,地方政府的积极干预和混乱的定价体制让市场力量备受挫折。最严重的后果之一,就是导致了国民经济的碎片化,阻碍了原材料和产品的自由流动。一旦生产要素不能随价格而自由流通,定价体制受到抑制,经济资源就很难找到带来最高收益的用途。企业不能在市场上自由地销售产品,消费者被剥夺了自由选择的权利,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瘫痪。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让生产得以继续,整个经济不得不依靠国家的“看得见的手”。
1986年3月23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动横向经济联合若干问题的规定》,鼓励跨地区、跨部门的企业互相联合。横向经济联合此后被视为经济改革中消除经济碎片化带来的贸易壁垒的关键。从3月31日到5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四篇社论,强调横向经济联合的重要性,并为之出谋划策。在市场经济体制缺失的情况下,这些企业间的横向经济联合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资源的有效利用。
为了支持横向经济联合,中国政府同时启动了人事管理上的改革。终身受雇于一个雇主的社会主义“铁饭碗”体制开始改变。合同工被引入企业并被迅速推广,许多地域性劳动力市场开始逐步发展壮大。1986年12月,国务院允许国营企业在总工资水平不变的条件下,根据员工的效绩调整工资与福利。由于劳动力市场变得更加灵活,这些改革措施促进了国营企业之间的整合过程。
与此同时,国营企业的整合带来了额外的收益,国营企业获得了在合同责任制下无法获得的自主权。横向经济联合带来的普遍结果是股份制企业的诞生。市场经济下的企业并购中,发起收购的一方往往会完全买断被收购方。但在中国情况却并不是这样,双方会互相协商彼此在新成立的母公司中所持股份的比例。尽管最初政府明令禁止股权转让,但从很多其他方面来看,这与现代化的股份制企业非常相似。后来,股份制公司取代合同责任制,成为国营企业改革的另外一种选择而被广泛采用,推进了工业改革的进程。1984年4月,北京的一个国营百货商店获准向公众发行股票募集投资。同年11月份,上海飞乐音响公司开始同时向公众和自己的员工销售股票,成为中国第一家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到1986年底,中国已经有超过6 000家股份制企业。由于具备公开募集资本和多地运营的能力,股份制企业有效地削弱了地方政府的控制力,显著提升了中国企业自主权。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国政府出现了一系列严重的失误,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要解释这个过程,我们需要从银行业的改革入手。1978年以前,中国只有中国人民银行一家银行,由中央政府所有,接受财政部的监管,其主要职能是为国营企业的生产计划提供资金支持。由于在中央计划经济下,个人手中几乎没有储蓄,国营企业也没有信用额度,中国经济对银行业并没有太大的需求。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1978年中国家庭储蓄只占全国储蓄总量的3.4%,其余的部分中有43.4%属于政府,53.2%在国营企业手中。改革伊始,银行业的局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到90年代,中国家庭储蓄有了明显的提高,占据了全国储蓄总量的1/4到一半的份额。银行业改革在最开始就建立了双层银行体系。中国人民银行成为中国的中央银行,同时四家国有银行接管了逐步发展的存贷款等一般银行业务。1979年2月,负责处理农业相关业务和农村地区业务的中国农业银行恢复成立;同年3月,负责对外贸易与投资的中国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分离出来;1979年8月,负责处理固定资本投资的中国建设银行脱离财政部的管辖,自立门户;1984年,中国工商银行成立,负责处理其他三家银行未涉及的所有商业交易。
新的银行体系终结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垄断,中央银行因此与四大专业银行相分离,四家专业银行将按照商业银行的方式运作。四家专业银行相互公开争夺企业与个人的存款,但在贷款方面有着属于自己的受保护的市场,因为每家银行都被国家指派了特定行业的客户。因此,四大专业银行在筛选和检测贷款质量的基本职责上几乎没有什么压力,投资方向和金额都听从国家的指挥。在分权化的管理体制下,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分配的总投资金额被地方当成了公共金库,导致了地方各部门对投资份额和银行贷款额度的激烈竞争。在地方部门的需求之下,中央政府往往会做出让步,要求银行发放投资配额之外的贷款。除此之外,地方政府经常会对国有银行的本地分行施压。长此以往,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常见的“投资饥渴”成为中国面临的一个经常性问题。
然而在中国,地方政府投资的积极性远高于国营企业,形成了中国独特的国情。因此,随着中国管理权力的下放,“投资饥渴症”随着地方政府权力的增加而愈演愈烈。自从50年代开始,中国一直以农业补贴工业化进程。一种常见的补贴方式是强行压低农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同时提高工业产品的价格。随着改革的开始,虽然工业与农业产品的价格差逐渐缩小,但不平衡的价格体系依旧让工业生产比其他产业更加有利可图。因此,无论地方政府还是企业,尤其是非国营企业,都对工业投资充满积极性。
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之后,第二轮银行业改革开始了。改革的目标是给四大专业银行在发放贷款方面更多的自主权,提高银行业的自主性与竞争力。作为改革的第一步,中央银行规定每家银行每年的贷款额度,然后由银行自行决定发放贷款的具体形式。中央银行计划1985年放贷额度将参照1984年实际放贷情况。而这个消息在1984年第四季度被泄露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银行都尽最大可能地发放贷款。
更糟糕的是,与此同时,劳动部正在筹划工资改革。劳动部决定将1984年的工资作为此后几年工资增长的基数,因此国营企业纷纷向银行借钱涨工资,而此时各银行正抓紧一切机会发放贷款。最终,12月的银行贷款发放数量比1983年12月增长了50%,而国营企业向员工发放的奖金增长了100%,工资总额因此增长了38%。仅1984年第四季度,货币供应量增加了160%多。从全年来看,货币供应增幅比1983年超出50%,比经济计划中设定的数额超出了45%。投资与消费同步增长,通货膨胀的条件已经全部具备。
由于有充足的银行信贷,投资在接下来几年中持续增长。工业迅速扩张,尤其是乡镇企业增长迅猛。在中国最大的乡镇企业集中地江苏无锡,1985年前两个月的产出翻了一番。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的压力不断加大。到1985年,通胀率已经从1984年的2.8%增至9.3%。之后的1986年和1987年,通胀率依旧居高不下(分别是6.5%和7.3%),并且终于在1988年达到了两位数。当时,中国政府认为,适度的通货膨胀是经济增长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因此并没有采取相应措施。
在承包责任制下,国营企业管理者对短期收益高的项目充满了积极性,将长远的问题留给了他们的下任,最终将所有的问题推给了国家。80年代中期,国营企业职工享受着稳定的工资增长,国家却不得不持续地增加投资,以维持国营企业的正常运转。到1987年,投向国营企业的政府补贴已经占到政府开支的1/3。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着手启动物价改革,期望帮助国营企业摆脱在价格双轨制下面临的困境。然而,改革的时机可谓糟糕至极。1988年,当中国政府宣布价格体制改革时,通货膨胀迅速加剧。物价指数从1月的9.5%,增长到6月的16.5%,7月的19.3%,最终在8月达到38.6%。这是共和国历史上闻所未闻的状况。1988年2月,恐慌性购买已经在全国主要城市中蔓延。根据报道,武汉的一个消费者购买了200公斤食盐,南京则有人买了500盒火柴。在这种情况下,物价改革在政治上风险太大,而不得不被束之高阁。物价改革的失败带来了广泛的冲击,经济改革全面停滞,甚至有些方面还有所倒退。9月,政府提出了经济紧缩计划,中国经济因此进入了长达四年的“治理整顿”时期。

后记

钱学森,这位前途无量的加州理工学院科学家,日后的中国航天之父,1955年因被指控是共产主义分子而被美国驱逐出境。在登上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之前,钱学森于洛杉矶港口对记者们说:“我将会尽我所能,帮助中国人民建立一个幸福而有尊严的国度。”1991年,当钱学森在北京接待他的好朋友、加州理工学院的前同事弗兰克?马布尔时,他用低缓而令人困惑的语气向这位到访者说:“你知道,弗兰克,我们为中国付出了很多心血。人们丰衣足食,辛勤劳动,国家一天比一天进步。但是,弗兰克,他们并不幸福。”
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2月12日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中申明,中国政府所做及将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钱学森在半个世纪前提出的崇高理想,如今终于在神州大地回响。此外,温家宝总理在 2010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这一誓言,并强调要把其作为中国政府在今后数十年里的首要任务。一年之后,温家宝总理在最后一次主持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再次重申了政府一定要恪守建设“幸福中国”的诺言。2011年3月19日一期的《经济学人》将此作为封面专题,题为“中国追求幸福,而非增长”。
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便一直是中国政府矢志追求的目标,而今,让中国人民过上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成为中国政府的新目标。这一转变,反映了在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中国的价值观和态度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温家宝总理充分意识到,经济发展并不意味着幸福程度的提高,更不必说国内生产总值的提高。同时他还清楚地认识到,若经济的发展不能普遍提高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不能增加他们的幸福感,那这样的发展便是不可持续的,也没有太大意义。
近代中国政府,不管是在国民党政权还是在共产党政权的领导下,一直自诩为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先锋。它的使命总是以计划或项目为中心,例如“社会主义改造”、“四个现代化”,以及更近的“改革开放”。另一方面,对幸福的追求,则是以人道主义为导向的,而非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可以实现的。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也是温家宝总理最喜爱的著作之一)中将追求幸福描述为在自由法治社会中的一种平和谦逊的心态:
人类生活的不幸和混乱,其主要原因似乎在于高估了一种境况和另一种境况之间的差别。贪婪过高估计贫穷和富裕之间的差别,野心过高估计个人地位和公众地位之间的差别,虚荣过高估计湮没无闻和名闻遐迩之间的差别。受到那些奢靡思想影响的人,不仅在现实处境中是可怜的,而且往往为达到他愚蠢地羡慕的生活境况而扰乱社会和平。然而,他只要稍微观察一下就会确信,心态好的人在人类生活的各种平常环境中同样可以保持平静,同样可以高兴,同样可以满足。有些境况无疑比另一些境况优越,但是没有一种境况值得怀着那样一种激情去追求,这种激情会驱使我们违反谨慎或正义的法则,或者由于回想起自己的愚蠢行动而感到羞耻,或者由于厌恶自己的不公正行为而产生懊悔,从而破坏我们内心的平静。若改变境况的努力不以谨慎为指导,也无正义可言,那个确想这样做的人,就会玩各种最不合适的危险游戏,押上所有的赌注而毫无所得。……在我们痴心妄想的最光彩夺目和令人骄傲的境况中,有我们希望得到的真正幸福和快乐。现实中,虽然我们生活平凡,但以我们的能力,同样的幸福和快乐一直唾手可得。在最为低下的地位(那里只剩下个人的自由),我们可以找到最高贵的地位所能提供的、除了虚荣和优越等微不足道的快乐之外的其他一切快乐;而虚荣和优越几乎同完美的平静,与所有真心的和令人满足的享受格格不入。如下一点也不是必然的,即:在我们憧憬的辉煌生活中,我们可以带着与在自己如此急切地想离弃的卑微环境中具有的相同的安全感,来享受那些真正的和令人满足的快乐。查看一下历史文献,回顾一下在你自己周围发生过的事情,想一想你或许读过的、听过的或想起的个人或公众生活中几乎所有非常不成功的行动是些什么,你就会发现,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因为当事人不知道自己的境况已经很好,应该安安静静地坐下来,感到心满意足。那个试图用药物来增强自己还算不错的体质的人,他墓碑上的铭文是:“我过去身体不错,我想使身体更好;但现在我躺在了这里。”这一碑文通常可以非常恰当地用来体现贪心和野心未得到满足所产生的痛苦。
对于已经习惯了把消费者行为简化为效用最大化的现代经济学家们而言,他们一定感到困惑,这一段文字居然出于亚当?斯密的笔下。它对道德精神的描述与现代经济学理论中常说的“经济人”在特征上竟然有天壤之别。从斯密到今天,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已经从一个有血有肉、有伦理道德的人创造财富的行为,变身为一个冷冰冰的资源分配的选择逻辑。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我们付出了许多代价,其中显而易见的一点,便是人性在深度和丰富性上的极大损失。现代经济学不再以实实在在的人为研究对象,它便失去了扎根现实生活的锚,逐渐偏离经济现实。因此,当危机临头,惶惶不安的大众急切需要经济学家出谋划策时,经济学家们却往往言不成理,缺乏洞见。
同时,亚当?斯密的语气及内容与中国古代智慧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也许不只是巧合。“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两句名言是《论语》的开篇语。孔子的“学”并不单指要学习书本知识,还包括塑造人品、培养社会关系、学习持家和治国,并且最终让世界和平,充满和谐。学习人道并在生活实践中日臻完美,宁静喜悦必然常驻人心。颜回是孔子最喜爱的弟子,他一生寓乐于学,可惜英年早逝。孔子在回忆这位得意门生时称赞其“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在一个大多数人还在为生存挣扎的时候,学习只能是极少数人能够享受的奢侈追求。孔子曾教导,先“富之”,再“教之”。
长期以来,劳动分工和商品市场被视为追求财富的基本制度。两者的有机结合,不仅提高了经济生产率,也促进了新产品的开发,使市场经济不断演进,不断创新。思想市场则让我们能够独立并批判地思考,让我们以自有的方式去探索这个世界,并推动我们始终与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现实保持密切联系。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经历也许只是沧海一粟,但借助开放的思想市场,我们独特的个性和丰富的多样性却使人类社会变得丰富多彩而活力无限。当商品市场和思想市场羽翼丰满之时,两者便能相互支撑、相辅相成,人类的幸福和创造力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将会携手行进在坚实的大道上。在人类追求幸福和尊严的漫漫征途上,中国市场经济转型,尽管革旧维新、非同凡响,也仅是跃向前方的一小步。

目录


第一章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 
第二章 中国在转折年代 
第三章 中国市场体制改革起源 
第四章 笼中之鸟:社会主义下的市场经济改革 
第五章 走出传统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 
第六章 从单一市场经济到多元市场经济 
后记
致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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